从许多角度来说，尼克松都是历任美国总统当中非常独特的一位，但是现在观察家们当中却有一派看法认为，也许拜登就将成为尼克松第二。当然，这并不是说拜登可能会爆出类似水门事件那样的重大丑闻，而是指拜登很可能正在不自觉之下为毁灭性的通货膨胀搭建舞台，就像尼克松在20世纪70年代所做的那样。

　　当然，在主流经济学界，几乎没有人认为这样的事情会成为现实。可是问题在于，通货膨胀已经一再超越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的预期，迫使一些人开始注意到现在和尼克松时代的一些微妙的类似之处——由于国防和重大社会计划而持续膨胀的赤字支出，对宽松信贷越来越视作理所当然的联储，以及复活的需求遭遇了冲击带来的供应紧缩(当初是石油危机，而现在是新冠病毒疫情)。

　　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猛涨5.4%，创下了十三年来的最快速度，跌碎一地眼镜，让许多人不能不开始感到恐惧。正是因为感受到了这强烈的压力，拜登在被迫在上周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站出来表态，说“我们将保持密切关注”。

　　现在，无论是白宫还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都依然在强调，价格会自己渐渐回落，归于常态。可是，麻烦在于，拜登是不是像当年的尼克松一样，低估了通货膨胀的危险性呢？

　　曾任黑石和雷曼兄弟总经理的经济学家加滕(Jeffrey Garten)刚刚出版了关于20世纪70年代的专著《戴维营三日：1971年的一次秘密会议如何改写了全球经济》(Days at Camp David: How a Secret Meeting in 1971 Transformed the Global Economy)，他指出，当年的尼克松做出了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决定，将失业问题视为自己在1972年寻求连任当中的头号风险，那么，2024年的拜登是否会犯下同样的错误呢？

　　“拜登与当年的尼克松类似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是否低估了一旦自己的处方是错误，要挽回局面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加滕问道，“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远见，能够看到哪种药物是有效的？又或者，他们是否清楚自己需要打出多大的提前量，才能避免将来使用更猛烈的药物？”

　　不安和焦虑的情绪已经在市场上逐渐蔓延开来。上个月，就连德意志银行这样的主流机构都发表了题为《通货膨胀：这个十年决定性的宏观故事》(Inflation: The defining macro story of this decade)的研究报告。在报告当中，德银的顶尖经济学家们警告说，全球经济现在正“坐在定时炸弹上”。他们说，也许需要等到2023年，“但是通货膨胀必然卷土重来”，联储很可能会措手不及，因为他们还在将工作重心放在推动就业等所谓“社会目标”上。虽然这些目标是“必要的和可敬的”，但是央行银行家们“依然必须将通货膨胀问题置于优先位置”，以避免发生“重大衰退”，以及“波及全世界，尤其是新兴市场的连锁金融灾难”。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施莱弗(Andrei Shleifer)表示：“拜登正在开启一个通货膨胀螺旋，这个风险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他指出，自己的哈佛同事、前财政部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今年早些时候就发出了明确警告。萨默斯认为，拜登那些代价不菲的复苏计划，比如提高最低工资、逐步加强监管、推动工会发展等，其总体作用将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

　　萨默斯说，拜登最终很可能会发现，自己正面对着卡特1980年丧失连任机会时的局面——卡特根本没有办法处理尼克松和约翰逊因为越南战争和大社会计划等支出造成的20世纪70年代严重的通货膨胀。这番警告出口后，立即引发了广泛的争论。

　　“正如萨默斯所指出的，我们今年将有大量的通货膨胀因素冒头。”施莱弗指出，“这就意味着，公务员薪酬、社保福利，以及其他所有和通胀进行指数化挂钩的收入都将自动大幅度增加。虽然不是完全肯定，但是这大概率会使得那些结成工会的劳动者，以及有资格和雇主讨价还价的人们，都提出更高的薪资要求。于是乎，通货膨胀螺旋就此开启。”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表示，那种担心20世纪70年代式失控的通货膨胀重演的恐惧心理其实是没有多少现实根据的，有一系列因素决定了这一幕不大可能发生。比如，对于疫情再起的担心已经导致一些餐厅和企业再度关闭。还有，债券市场上，收益率依然低迷，意味着市场参与者并不怎么担心通货膨胀。

　　此外，当前和20世纪70年代的另外一个重大差异是在于，通货膨胀预期在心理层面迥然不同。现在，大多数人依然预计价格会保持稳定，这就意味着他们还不会出于恐慌而去要求更高的薪资。哪怕他们要求了，今日的劳动者工会化程度也远非几十年前可比，意味着他们与雇主讨价还价的本钱远不如当年丰厚。

　　“今天和20世纪70年代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曾经先后供职于联储和财政部的戴南(Karen Dynan)解释道，“经济表现低于正常水平的周期，既可能是由于供应面冲击，也可能是由于需求面冲击而造成的……目前，一些领域看上去主要是遭遇了供应面的问题，比如遇到瓶颈或者是难以找到人手。”不过，她又补充道，单单供应面问题本身，是不大可能造成持续的高通货膨胀的，“如果这些问题就像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那样，都只是暂时性的，那这一可能性还会进一步降低”。

　　不过，21世纪20年代之所以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最关键的原因还是在于，今日鲍威尔所领导的联储其实不同于当年伯恩斯领导的联储，这一点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当年的联储严重误判了通货膨胀局面，在太长的时间内都低估了风险，而且后来还做出了错误的选择，采用了被证明是完全无效的工资和价格控制措施。

　　“重大差异是在于，我们目前有一个致力于让通货膨胀处在可控范围之内的联储。”纽约大学经济学家格特勒(Mark Gertler)解释道，“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是不会让当年重演的。我们确实遇到了类似于20世纪70年代的那种持续性的能源和商品冲击，因此通货膨胀让人不安地持续高企是完全可能的。关键在于，我认为，如果这一幕发生，联储就会加息。总而言之，上演类似于20世纪70年代那种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前国际货币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告诫说，目前在通货膨胀问题上，华盛顿的情绪可能有点过分自鸣得意。联储已经习惯了没有通货膨胀压力的日子，从2009年大衰退直至眼下的疫情危机，压力往往都是来自通货紧缩一侧，而这就意味着他们可能会在采取行动之前等待过长的时间。布兰查德说，也许联储会一直等待，“直至他们亲眼目睹高通货膨胀，而到那时一切都太迟了，要让局面重新回到控制范围内，就必须持续加息才行”。

　　不过，布兰查德也相信，面对通货膨胀威胁，现在的联储可能的政策反应至少也要好过20世纪70年代。“我认为，这一次联储可能会动作迟缓，但是最后，当他们看到持续性的通货膨胀时，还是会做出反应的。”

　　和尼克松时代相比，今天的联储也要独立得多。现任主席鲍威尔是前总统特朗普提名的，而虽然他的任期将在明年年初期满，意味着他可能会试图赢取拜登的欢心，以寻求连任提名，但是整体而言，他的独立性还是受到了赞扬的。相反，尼克松当年却可以肆意对联储主席伯恩斯施压，逼迫对方在通货膨胀高企的情况下保持低利率，而伯恩斯多数时候都选择了低头。

　　即便如此，萨默斯(其实一直以来也盯着联储主席的位子)还是公开批评鲍威尔及其同僚们动作过于迟缓，对即将到来的通货膨胀趋势认识不足。5月的一次研讨会上，萨默斯指出，联储官员们计划将接近于零的利率一直保持下去，这样的想法“近乎荒唐”。“曾经，联储奉行的理念就是在派对最火爆的时候拿走酒樽。可是现在，他们的想法已经变成了，除非看到有人真的酩酊大醉，他们就什么都不会做。”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认为萨默斯的担心有点夸张了。他指出，如果通货膨胀真的卷土重来，其实鲍威尔的联储处境要有利得多，因为现在的利率接近于零。斯蒂格利茨说，利率政策变化的下一步只可能是加息，不需要多大力度的加息，就可以阻止住通货膨胀趋势。

　　“现在利率几乎为零，就给了联储充足的空间，没有比现在更适合对抗通货膨胀的局面了。”他说，“更何况，零利率怎么说都不是健康的，我认为稍稍提升一点将是很好的。”

（文章来源：一线）